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乃举趾而升舆兮,夕予宿乎偃师。遂去故而就新兮,志怆悢而怀悲!
明发曙而不寐兮,心迟迟而有违。酌鞰酒以弛念兮,喟抑情而自非。谅不登樔而椓蠡兮,得不陈力而相追。且从众而就列兮,听天命之所归。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乃遂往而徂逝兮,聊游目而遨魂!
历七邑而观览兮,遭巩县之多艰。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皋之旋门。既免脱于峻崄兮,历荥阳而过卷。食原武之息足,宿阳武之桑间。涉封丘而践路兮,慕京师而窃叹!小人性之怀土兮,自书传而有焉。
遂进道而少前兮,得平丘之北边。入匡郭而追远兮,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乱之无道兮,乃困畏乎圣人。怅容与而久驻兮,忘日夕而将昏。到长垣之境界,察农野之居民。睹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卫人嘉其勇义兮,讫于今而称云。蘧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尚其丘坟。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惟经典之所美兮,贵道德与仁贤。吴札称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后衰微而遭患兮,遂陵迟而不兴。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勉仰高而蹈景兮,尽忠恕而与人。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诚通于明神。庶灵祇之鉴照兮,佑贞良而辅信。
乱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盍各言志,慕古人兮。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修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敬慎无怠,思嗛约兮。清静少欲,师公绰兮。
在汉安帝永初七年的这一年,我随赴任的儿子一起从京师迁往东边的陈留。时值孟春的阳春季节,选择了良辰吉日启程。早晨匆匆登车上路,傍晚时在偃师夜宿。告别了久居的京城,寄身于陌生的新地,心里充满了悲伤的情怀。
天亮时仍然无法入睡。情知是内心徘徊不前,又无法与命运抗争。手捧着酒杯思绪万千啊!感叹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实在是没出生在巢居击蠡的上古时代啊!只怕是再没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才力。姑且顺其自然、随同大流的趋势吧,听天由命等待命运的归宿。遵循崎岖的治国之道吧,想寻求捷径又能够听从于谁呢?就这样悄悄的从京师消逝吧,暂且让高傲的魂灵四处漫游。
一路上历经七个城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
斑昭之子曹成,曾为长垣长(县长)。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他们乘车从都城洛阳出发,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进入了今天的新乡地界。他们先是到了卷城县(今原阳县),在原武(今原阳县原武镇)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间在阳武(今原阳县城)的桑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经平丘(今封丘县黄陵镇),进入匡城县(今长垣县西)。进入长垣以后,她想起了历史先贤们在这里的故事:孔子当年路经匡地,被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围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后来却被冤杀;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为卫地的形象代表。田园,农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她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感受,仿照
《东征赋》是东汉才女班昭于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创作的一篇赋。一说此赋是作者随儿子曹成到长垣就职时为途中的见闻与感受而仿照其父班彪创作的《北征赋》而创作的,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金璐璐则认为此赋是作者为告诫儿子曹成做官应具的品德和应做的事情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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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牙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后百余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婴者,莱之夷维人也。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
越石父贤,在缧绁中。晏子出,遭之涂,解左骖赎之,载归。弗谢,入闺。久之,越石父请绝。晏子惧然,摄衣冠谢曰:“婴虽不仁,免子于缌何子求绝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闻君子诎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于是延入为上客。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岂以为周道衰微,桓公既贤,而不勉之至王,乃称霸哉?语曰“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岂管仲之谓乎?
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齐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后秦欲伐齐,齐、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谓张仪曰:“吾欲伐齐,齐、楚方欢,子为寡人虑之,奈何?”张仪曰:“王其为臣约车并币,臣请试之。”张仪南见楚王,曰:“今齐王之罪其于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国与之欢。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若此,则是北弱齐,西德于秦,而私商于之地以为利也,则此一计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说,宣言之于朝廷曰:“不榖得商于之田,方六百里。”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榖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陈轸对曰:“臣见商于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王曰:“何也?”对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楚王不听,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无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绝齐。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知楚绝齐也,乃出见使者曰:“从某至某,广从六里。”使者反报楚王,楚王大怒,欲兴师伐秦。陈轸曰:“伐秦,非计也。王不如因而赂之一名都,与之伐齐,是我亡于秦而取偿于齐也。”楚王不听,遂举兵伐秦。秦与齐合,楚兵大败于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仅以救亡者,计失于陈轸,过听于张仪。